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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基于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科学判断，对中国长远发展的未来展望，多次强调“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人们需要立足新时代中国战略发展需求，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推进态势，理清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紧抓实现民族复兴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主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存量巩固、增量改革的国家战略有效应对，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与世界共同成长。

　　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推进正在重塑世界格局。近代以来，每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都会引发世界变局，每一次世界格局的最终形塑也都与科技革命紧密相关。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迅速发展，以英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成功崛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世界变局波动相对较小，在西方国家内部实现了世界霸权的更迭，但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国家的全球优势；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了数字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历史阶段，西方大国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持续推进，“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全球创新版图与经济结构被再度重构。

　　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国际体系的调整变化。纵览人类有史以来的“变局”，大国博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变局”为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提供了场所，大国战略博弈反过来又推动了“变局”的加速演进。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曾一度尝试构建单极世界，但未能获得成功，世界多极化态势日益明显。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已经迎来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美国等西方大国实力相对下降，对华推行技术霸权主义、发起贸易战，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添了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强化世界多元发展。近代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之前“大变局”中占据先机、迅速发展，在全球文明中的优势明显，由此形成长期以来的西方文明压制、敌对其他文明的态势。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压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重重矛盾。“二战”结束，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各文明代表国之间的实力不断缩小，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不断增加。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与欧美等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态势明显，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的多元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冲击引发国际秩序的变化与调整。2019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比如，全球经济活动暂停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沉重打击，极易引发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疫情大流行与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交织，致使国际秩序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而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也给中国经济整体向稳向好发展，乃至于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带来诸多挑战。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更多是着眼于国际格局、全球治理和新科技革命新趋势提出的。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角度来看，大变局中的“变”，是一种正处于刚刚开始、世界体系某些方面发生变化的“量变”阶段，这种量变短期内难以构成世界体系的剧变，尤其是爆炸性、断裂性、质变性事件一时难以出现，但指明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前进态势。因此，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以及两种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斗争发生了新变化，潜藏着“变”与“不变”的双重因素。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变”。从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角度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转变，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差别不断缩小，相对应，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模式、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将大大增强；从国际秩序革新的角度来说，“两极格局”结束以来的国际体系正在不断瓦解与重构，发展中国家群体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博弈，尤其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驱使世界多极化的均衡化发展，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的“东升西降”态势日益明显；从科技与产业发展角度来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于全球产业分布、大国关系影响日益突出，各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积极作为，将对全球创新版图与经济结构的重塑产生深刻影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和平、发展、治理、信任等维度面临赤字危机，国内右翼民粹主义激流勇进，“黑命贵”等民权运动勃兴，昭示着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陷入制度性危机，相对应，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大好，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变”。从世界发展大势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合作、共赢的理念日益被各国所接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态势不会改变，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使命不会改变；从全球根本性力量结构、两种制度和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斗争的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但国际与科学社会主义前进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发展尚需一个过程，短期之内难以改变“资强社弱”的态势，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人类永久和平的实现还需要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与艰苦奋斗；从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说，国际组织的作用在不断强化，但民族国家仍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政治单位，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对内对外政策的首要考量，国内治理仍然优于全球治理，而这也是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不惜损坏自身形象，强调本国优先、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致使全球“逆全球化”思潮反弹的根本性因素。

　　保持“变”与“不变”中的战略定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其中的“变”与“不变”，身处变局中心、对变局走势影响极大的中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要积极作为：要始终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严防方向性错误的出现；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对外交往中充分尊重他国的权威尊严、文明特质；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机遇抢占未来发展先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内努力，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摒弃对大变局的理解误区。关于大变局的讨论，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精准研判历史大势，破除思维定势、摒弃理解误区：一是摒弃将变局等同定局的思维误区，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是一个“进行时”“将来时”而非“过去时”，变局越大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越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实现并不等于轻轻松松地完成、中美两国实力差距加速缩小并不等于美国不会对华采取遏制措施、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战争与灾难的完全消失、经济向稳向好发展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

　　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客观判断国际形势、紧抓战略机遇期，统筹国内建设与对外关系、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以中国道路引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展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赋予全球治理新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提高公共产品的国际供给能力，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团结合作，形成共同发展的联动效应，增强我国对外的正面溢出效应；积极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议题协调能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强调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妥善应对大变局中国际风险的持续挑战；坚定文化自信，夯实全球治理议题的研究能力，整合国内外媒体传播资源，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新时代中国治国理政经验为重点，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尤其是围绕减贫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蕴含的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形塑良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