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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概念框架完美地适用于美国经济。2023年，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为负值，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3%，而二战后的平均水平为6.4%。这种情况只出现过一次：在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及其之后。这导致了一个政治上令人不安的贸易结论：与国民收入特性相一致，储蓄短缺的美国存在巨额外部赤字。2023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相当于本国GDP的3%，商品贸易赤字相当于GDP的3.9%，分别比战后平均水平1.3%和1.7%高出一倍多。

　　将这一问题归咎于他国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做法。如果没有国内储蓄的不足，就不会有贸易赤字，而贸易赤字主要是由美国国内造成的——联邦预算赤字过大，在国民收入账户中被计为负储蓄的结果。美国的预算赤字在疫情期间激增至本国GDP的13.3%。2022年至2023年，赤字仍卡在GDP的5.8%，几乎是1962年至2019年3.2%这一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基线预测显示，在未来十年内，赤字占比将保持在当前水平左右。

　　文章指出，贸易冲突让华盛顿得以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政治攻势。其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仅引发了一场科技战，过度的恐华情绪也增加了其他风险。此外，美国刚刚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新一轮所谓的“301条款”关税，主要涉及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是美国几乎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明显之际，这将损害美国的绿色能源目标。该措施也充满了虚伪，因为美国在抱怨中国对其可再生能源项目补贴的同时，却忽略了美国长期以来为新能源公司提供的慷慨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