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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经济人”，当购买同类商品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商品的边际效用随之递减，从而使得消费者对该类商品的需求量降低。但在盲盒的销售模式中，消费者对于盲盒的需求量却并不符合这一规律，而是表现出一种平稳的需求量，在购买数量达到某一点后骤然下降。这是因为这类新型经济模式是基于消费者的非理性而产生的。基于此，盲盒经济由小众走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视野内，甚至一度成为种社交工具，与此同时其便具有了区别于其自身价值之外的另一种附加价值，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盲盒彰显自己的身份、财富获得更多的认可。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看，消费欺诈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为前提。盲盒的销售模式下，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知情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在此种情况下，经营者为了谋取利益，不按照约定在盲盒内放置商品，完全控制抽取概率等行为即构成消费欺诈。而从市场监管的角度看，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规定，经营者对抽取概率作出的过度营销等违规手段都属欺诈行为。再者，盲盒经济下衍生出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借机倾销商品库存等亦属经营者欺诈行为。

　　有关盲盒的炒作行为，并非仅仅是二级市场中盲盒爱好者之间的个人行为，更多的还是有目的的经营活动。根据我国《价格法》规定，我国价格包括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可以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有五类商品。除这五类商品之外，我国《价格法》第6条给予经营者充分的定价“自由”。但经营者并不能因此逾越“法治”红线进行“自由”定价。一旦如此，便会使消费者的消费“自由”受到伤害。此外，二级市场背后不仅仅是黄牛作推手，甚至有盲盒企业也会参与，这种做市商行为不仅会破坏二级市场内盲盒价格的形成机制，还会使统一经营的价格策略受损。

　　20世纪末，合法博彩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博彩相关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与重视。以病态博彩（Pathilogical Gambling）和问题博彩（Problematic Gambling）为例，1980年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提出，将病态赌博（博彩）列入心理疾病，认定赌博成瘾是一种冲动控制的行为失调。由此，可以从成瘾性和社会问题两个视角探讨盲盒与赌博危害的一致性。

　　就成瘾性而言，所谓“上瘾行为”，其重要特征为，强迫性或有问题的行为、可以获得短期的满足，但是却造成长远的伤害。医学界通说，赌博者的成瘾是行为刺激大脑产生的后果，在不确定性的刺激下赌博者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从而产生愉悦感。从成瘾性角度看，盲盒与赌博本质上具有同等危害性。就社会问题而言，博彩负面影响的核心是“问题博彩”，其呈现出“参与者无法控制自己在博彩游戏中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从而使自己、家庭和社会都受到了影响”的特征。与问题博彩相同，盲盒亦有此类负面影响。

　　基于博彩行业的特殊性，其实行的是特许原则。因为由政府制定准入规则、接受申请、审查、发放牌照和监督，它可以确保最大限度的程序公平，从而赢得公众信任，促进博彩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例如1989年（日本平成10年）颁布的《体育振兴彩票法》（平成10年法律第63号）等法律制度规定，无论是公营竞技博彩还是彩票，均由国家严格控制发行，违者徒刑或罚款。英国《2005年博彩法案》（Gambling Act 2005）也对博彩活动的准入作了严格限制，违者将构成刑事犯罪。

　　与博彩业相关的利益涉及人性中的赌博天性引发的个人牟取暴利行为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影响，它不能被完全放任发展，亦不能由公权力完全把控，而应由法律根据个体和社会双向的目标制定规则、引导和调整博彩行为，保证博彩行业公平运行与防止过度管制之间的平衡。例如，美国在对互联网体育博彩进行规制时就持适度限定的态度。在起草1961年《州际交通运输赌博设备法案》（WPA）时，美国国会提出应根据博彩时代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WPA所规定的限定范围。

　　由于博彩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博彩行为的上瘾性使得政府不得不介入人们对博彩行为的选择中，积极行使其实施特定行为的权利并承担相对的义务，通过相关制度和措施解决博彩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澳大利亚政府制定的《赌博机管制条例》（Gaming Machines Regulation 2010 under the Gaming Machines Act 2010）规定，合法开赌的场所都应张贴包括中奖机率、赌博危害、求助电话等法定信息的警示通知。在责任博彩制度方面，为抑制彩民投机心理，日本法律则对体育彩票的中奖率和奖金上限金额的设定进行了详细规定。为了保护青少年，日本法律还明确规定，禁止未满19岁青少年购买或接受彩票。而英国也在《2005年博彩法案》中规定，邀请导致或允许18岁以下的青少年赌博将构成犯罪。此外，为了降低博彩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设有“责任博彩意识周（Responsible gambling awareness week）”项目。

　　博彩业中合同的射幸性质是立法引入最大诚信原则的根本原因，因为彩票有偿但不等价，其成本和收益形成了巨大利差。为保障博彩参与者的合法权利，降低考察和监督成本，促进博彩业健康高效运行，法律规定博彩业各环节都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具体而言，以各国对博彩营销行为的规制为例，西方各国的彩票营销规制均强调营销信息应真实、准确和全面。例如，英国制定的“非广播广告准则（The UK Code of Non --broadcast Advertising,Sales Promotion and Direct Marketing）”就规定不能在彩票营销过程中给予“借助彩票即可消除个人、职业、教育问题抑或摆脱财务困境、替代工作”等相关暗示。

　　参照博彩业立法原则中的平衡原则，在盲盒经济下，亦可以利用行业协会的协调进行自我管理、约束，从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行业协会是一种非营利性社团法人，由相同行业内的企业法人与自然人自愿组建而成。然而，当一个行业内部的自治组织产生后，保证市场经济环境的安全与确保本行业经济可行性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无可避免地产生。因此，盲盒企业应共同联合成立协会，制定行业标准，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设置自律性规范，由他律向自律转变。